《李文忠公事略》

作者: 梁启超

第十二章 结论

李鸿章与古今东西人物比较

李鸿章之轶事李鸿章之人物

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,无可疑也。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,无可疑也。虽然,其人物之位置,果何等乎?其与中外人物比较,果有若何之价值乎?试一一论列之。

第一、李鸿章与霍光。史家评霍光曰 :“不学无术 。”吾评李鸿章,亦曰“不学无术 。”然则李鸿章与霍光,果同流乎?曰,李鸿章无霍光之权位,无霍光之魄力。李鸿章谨守范围之人也,非能因于时势,行吾心之所安,而有非常之举动者也。其一生不能大行其志者以此,安足语霍光?虽然,其于普通学问,或稍过之。

第二、李鸿章与诸葛亮。李鸿章,忠臣也,儒臣也,兵家也,政治家也,外交家也。中国三代以后,具此五资格,而永为百世所钦者,莫如诸葛武侯。李鸿章所凭借过于诸葛,而得君不及之。其初起于上海也,仅以区区三城,而能奏大功于江南,创业之艰,亦略相类。后此用兵之成就,又远过之矣。然诸葛治崎岖之蜀,能使士不怀奸,民咸自励。而李鸿章数十年重臣,不能辑和国民,使为己用。诸葛之卒,仅有成都桑八百株,而鸿章以豪富闻于天下,相去何如耶?至其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,犬马恋主之诚,亦或仿佛之。

第三、李鸿章与郭子仪。李鸿章中兴靖乱之功,颇类郭汾阳,其福命亦不相上下。然汾阳于定难以外,更无他事,鸿章则兵事生涯,不过其终身事业之一部分耳。使易地以外,汾阳未必有以过合肥也。

第四、李鸿章与王安石。王荆公以新法为世所诟病,李鸿章以洋务为世所诟病。荆公之新法与鸿章之洋务,虽皆非完善政策,然其识见规模,决非诟之者所能及也。号称贤士大夫者,莫肯相助,且群焉哄之,掣其肘而议其后,彼乃不得不用佥壬之人以自佐,安石、鸿章之所处同也。然安石得君既专,其布画之兢兢于民事,局面宏远,有过于鸿章者。

第五、李鸿章与秦桧。中国俗儒,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。法越、中日两役间,此论极盛矣。出于市井野人之口,犹可言也。士君子而为此言,吾无以名之,名之曰“狂吠”而已。

第六、李鸿章与曾国藩。李鸿章之与曾国藩,犹管仲之鲍叔,韩信之萧何也。不宁惟是,其一生之学行“见识”事业,无一不由国藩提撕之而玉成之。故鸿章实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。曾非李所及,世人既有定评。虽然,曾文正儒者也,使以当外交之冲,其术智机警,或视李不知,未可知也。又,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,常以急流勇退为心,而李则血气甚强,无论若何大难,皆挺然以一身当之,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,是亦其特长也。

第七、李鸿章与左宗棠。左李齐名于时,然左以发扬胜,李以忍耐胜。语其器量,则李殆非左所能及也。湘人之虚忄乔者,尝欲奉左为守旧党魁,以与李抗。其实,两人洋务之见识,不相上下。左固非能守旧,李亦非能维新也。左文襄幸早逝十余年,故得保其时俗之名,而以此后之艰巨谤诟,尽附于李之一身。文襄福命,亦云高矣。

第八、李鸿章与李秀成。二李皆近世之人豪也。秀成忠于洪氏,鸿章忠于本朝,一封忠王,一谥文忠,皆可以当之而无愧焉。秀成之用兵、之政治、之外交,皆不让李鸿章,其一败一成则天也。故吾求诸近世,欲以两人合传,而毫无遗憾者,其惟二李乎?然秀成不杀赵景贤,礼葬王有龄。鸿章绐八王而骈戮之,此事盖犹有惭德矣。

第九、李鸿章与张之洞。十年以来,与李齐名者,则张之洞也。虽然,张何足以望李之肩背。李鸿章实践之人也,张之洞浮华之人也。李鸿章最不好名,张之洞最好名。不好名故肯任劳怨,好名故常趋巧利。之洞于交涉事件,着着与鸿章为难,要其所画之策,无一非能言不能行。鸿章常与人云 :“不图香涛作官数十年,仍是书生之见 。”此一语可以概其生平矣。至其虚忄乔狭隘,残忍苛察,较之李鸿章之有常识有大量,尤相去霄壤去。

第十、李鸿章与梅特涅。奥宰相梅特涅,欧洲十九世纪第一大奸雄也。凡当国四十年,专出其狡狯之外交手段,外之以指挥全欧,内之以压制民党。十九世纪前半纪,欧洲大陆之腐败,实此人之罪居多。或谓李鸿章殆几似之,虽然,鸿章之心术,不如梅特涅之险,其才调亦不如梅特涅之雄。梅特涅知民权之利而压之,李鸿章不知民权之利而置之。梅特涅外交政策,能操纵群雄,李鸿章外交政策,不能安顿一朝鲜,此其所以不伦也。

第十一、李鸿章与俾斯麦。或有称李鸿章为东方俾斯麦者,虽然,非谀词则妄言耳。李鸿章何足以望俾士麦?以兵事论:俾士麦所胜者敌国也,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。以内政论:俾斯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,而为一大联邦,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,降为二等国。以外交论,俾斯麦联奥、意而使为我用,李鸿章联俄而反堕彼谋。三者相较,其霄壤何如也?此非以成败论人也,李鸿章之学问、智术、胆力,无一能如俾斯麦者,其成就之不能如彼,实优胜劣败之公例然也。虽李之际遇或不及俾,至其凭借,则有过之。人各有所难,非胜其难,则不足为英雄。李自诉其所处之难,而不知俾亦有俾之难,非李所能喻也。使二人易地以居,吾知其成败之数,亦若已是耳。故持东李西俾之论者,是重诬二人也。

第十二、李鸿章与格兰斯顿。或又以李、俾、格,并称三雄,此殆以其当国之久,位望之尊言之耳。李与格固无一相类者。格之所长,专在内治,专在民政,而军事与外交,非其得意之业也。格兰斯顿,有道之士也,民政国人物之圭臬也。李鸿章者,功名之士也,东方之人物也,十八世纪以前之英雄也。二者相去,盖远甚矣。

第十三、李鸿章与爹亚士。法总统爹亚士,在巴黎城下盟时之议和全权也。其当时所处之地位,恰与李鸿章乙未、庚子间相仿佛。存亡危急,忍气吞声,诚人情所最难堪哉!但爹亚士不过偶一为之,李鸿章则至再至三焉。爹亚士所当者只一国,李鸿章则数国,其遇更可悲矣。然爹亚于议和后,能以一场之演说,使五千兆佛郎立集而有余,而法兰西不十年,依然成为欧洲第一等强国。若李鸿章则为偿款所困,补救无术,而中国之沦危,且日甚一日。其两国人民爱国心之有差率耶?抑用之者不得其道也?

第十四、李鸿章与井伊直弼。日本大将军柄政时,有幕府重臣井伊直弼者,当内治外交之冲,深察时势,知闭关绝市之不可,因与欧美各国结盟,且汲汲然欲师所长以自立。而当时民间尊王攘夷之论方盛,井伊以强力镇压之,以效忠于幕府。于是举国怨毒,集彼一身,卒被壮士刺杀于樱田门外,而日本维新之运乃兴。井伊者,明治政府之大敌,亦明治政府之功臣也。其才可敬,其遇可怜,日人至今皆为讼冤。李鸿章之境遇,殆略似之,然困难又较井伊万万也。井伊横死,而鸿章哀荣,其福命则此优于彼焉。然而日本兴矣,然而中国如故也。

第十五、李鸿章与伊藤博文。李鸿章与日相伊藤,中日战役之两雄也。以成败论,自当右伊而左李。虽然,伊非李之匹也。日人常评伊藤为际遇最好之人,其言盖当。彼当日本维新之初,本未尝有大功,其栉风沐雨之阅历,既输一筹,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,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。使易地以处,吾恐其不相及也。虽然,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,则曾游学欧洲,知政治之本原是也,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,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。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,画虎效颦,而终无成就也。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,其同辈中不下百数,中国之才如鸿章者,其同辈中不得一人,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。

李鸿章之治事也,案无留牍,门无留宾,盖其规模一仿曾文正云。其起居饮食,皆立一定时刻,甚有西人之风。其重纪律,严自治,中国人罕有能及之者。

不论冬夏,五点钟即起。有家藏一宋拓兰亭,每晨必临摹一百字,其临本从不示人,此盖养心自律之一法。曾文正每日在军中,必围棋一局,亦是此意。

每日午饭后必昼寝一点钟,从不失时。其在总理衙门时,每昼寝将起,欠伸一声,即伸一足穿靴,伸一手穿袍,服役人一刻不许迟误云。

养生一用西医法,每膳供双鸡之精汁,朝朝经侍医诊验,常上电气。

戈登尝访李鸿章于天津,勾留数月。其时,俄国以伊犁之役,颇事威吓,将有决裂之势。鸿章以询戈登,戈登曰 :“中国今日如此情形,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,除非君自取之,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。君如有意,仆当效犬马之劳 。”鸿章瞿然改容,舌桥而不能言。

李鸿章接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,俯视一切,揶揄弄之。惟事曾文正如严父,执礼之恭,有不知其然而然者。李鸿章与外国人交涉,尤轻侮之,其意殆视之如一市侩,谓彼辈皆以利来,我亦持筹握算,惟利是视耳。崇拜西人之劣根性,鸿章所无也。

李鸿章于外国人中,所最敬爱者惟两人,一曰戈登,一曰美国将军格兰德,盖南北美之战,立大功者也。格兰德游历至津,李鸿章待以殊礼。此后接见美国公使,辄问询其起居。及历聘泰西时过美国,闻美人为格兰德立纪功脾,即赠千金,以表敬慕之情。

李鸿章之治事最精核。每遇一问题,必再三盘诘,毫无假借,不轻然诺,既诺则必践之,实言行一致之人也。李鸿章之在欧洲也,屡问人之年,及其家产几何。随员或请曰 :“此西人所最忌也。宜勿尔 。”鸿章不恤,盖其眼中,直无欧人,一切玩之于股掌之上而已。最可笑者,尝游英国某大工厂,观毕后,忽发一奇问,问于其工头曰 :“君统领如许大之工场,一年所入几何?”工头曰 :“薪水之外无他入 。”李徐指其钻石指环曰 :“然则此钻石从何来?”欧人传为奇谈。

世人竞传李鸿章富甲天下,此其事殆不可信。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,意中事也。招商局、电报局、开平煤矿、中国通商银行,其股份皆不少。或言南京、上海各地之当铺、银号,多属其管业云。

李鸿章之在京师也,常居贤良寺。盖曾文正平江南后,初次入都陛见,即僦居于此,后遂以为常,云 :“将来此寺,当为《春明梦余录》添一故实矣 。”

李鸿章生平最遗恨者一事,曰未尝掌文衡。戊戌会试时在京师,谓必得之,卒未获。虽朝考阅卷大臣,亦未尝一次派及,李颇怏怏云。以盖代勋名,而恋恋于此物,可见科举之毒入人深矣。

以上数条不过偶所触及,拉杂记之,以观其人物之一斑而已。著者与李鸿章相交既不深,不能多识其遗闻轶事,又以无关大体,载不胜载,故从缺如。然则李鸿章果何等之人物乎?吾欲以两言论断之曰:不学无术,不敢破格,是其所短也;不避劳苦,不畏谤言,是其所长也。呜呼,李鸿章往矣。而天下多难,将更有甚于李鸿章时代者,后之君子,何以待之?吾读日本报章有德富苏峰着论一篇,其品评李鸿章有独到之点,兹译录如下:

支那之名物李鸿章逝,东洋之政局,自此不免有寂寞,不独为清廷起乔凋柱折之感而已。

概而言之,谓李鸿章人物之伟大,事功之崇隆,不如谓其福命之过人也。彼早岁得科第,入词馆,占清贵名誉之地位。际长发之乱,为曾国藩幕僚,任淮军统帅。赖戈登之力,以平定江苏。及其平捻也,亦禀承曾国藩之遗策,遂成大功。及为直隶总督,办天津教案,正当要挟狼狈之际,忽遇普法战起,法、英、俄、美皆奔走喘息于西欧大事,而此教案遂销沉于无声无影之间。迩来二十有五年,彼总制北洋,开府天津,综支那之大政,立世界之舞台,此实彼之全盛时代也。

虽然,彼之地位,彼之势力,非悉以侥幸而得之者。彼在支那文武百僚中,确有超卓之眼孔、敏捷之手腕,而非他人之所能及也。彼知西来之大势,识外国之文明,思利用之以自强,此种眼光,虽先辈曾国藩,恐亦让彼一步,而左宗棠、曾国荃更无论也。彼屯练淮军于天津,教以洋操;兴北洋水师,设防于旅顺、威海、大沽;开招商局,以便沿海河川之交通;置机器局,制造兵器;办开平煤矿;倡议设铁路及军事、商务、工业,无一不留意。虽其议之发自彼与否暂勿论,其权全在彼与否暂勿论,其办理之有成效与否暂勿论,然要之导清国使前进,以至今日之地位者谁乎?固不得不首屈一指曰李鸿章也。

世界之人,殆知有李鸿章,不复知有北京朝廷。虽然,北京朝廷之于彼,必非深亲信者,不宁惟是,且常以猜疑憎嫉之眼待之,不过因外部之压迫,排难解纷,非彼莫能,故不得已而用之耳。况各省督抚,满廷群僚,其不释然于彼者,所在皆是。盖虽其全盛时代,而其在内之势力,固已甚微薄,而非如对外之有无限权力,无限光荣也。

中日之役,是彼一生命运之转潮也。彼果自初蓄意以主战乎?不能深知之。但观其当事机将决裂之际,忽与俄使喀希尼商请其干涉弭兵,则其始之派兵于朝鲜,或欲用威胁手段,不战而屈日本,亦未可知。大抵自视过高,视中国过大,而料敌情颇有不审者。彼盖未知东亚局面之大势,算有遗策,不能为讳也。一言蔽之,则中日之役,实彼平生之孤注一掷也。而此一掷不中,遂至积年之劳绩声名,扫地几尽。

寻常人遭此失意,其不以忧愤死者几希。虽然,彼以七十三岁之高龄,内则受重谴于朝廷,外则任支持于残局,挺出以任议和之事,不幸为凶客所狙,犹能从容不辱其命,更舆榇赴俄国,贺俄皇加冕,游历欧美,于前事若无一毫介意者,彼之不可及者在于是。

彼之末路萧条甚矣。彼之前半生甚亲英国,其后半生最亲俄国,故英人目彼为鬻身于俄廷。以吾论之,彼之亲俄也,以其可畏乎?以其可信乎?吾不得而知之。要之彼认俄国为东方最有势力之国,宁赂关外之地,托庇于其势力之下,以苟安于一时,此其大原因也。彼之《中俄密约》、《满洲条约》等事,或视之与秦桧之事金,同为卖国贼臣,此其论未免过酷。盖彼之此举,乃利害得失之问题,非正邪善恶之问题也。

彼自退出总理衙门后,或任治河而远出于山东,或任商务而僻驻于两广,直至义和团事起,乃复任直隶总督,与庆王同任议和全权,事方定而溘然长逝,此实可称悲惨之末路,而不可谓耻辱之末路也。何也?彼其雄心,至死未消磨尽也。使彼而卒于中日战事以前,则彼为十九世纪之一伟人,作世界史者,必大书特书而无容疑也。彼其容貌堂堂,其辞令巧善,机锋锐敏,纵擒自由,使人一见而知为伟人。虽然,彼之血管中曾有一点英雄之血液否乎?此吾所敢断言也。彼非如格兰斯顿,有道义的高情。彼非如俾斯麦,有倔强的勇性。彼非如康必达,有爱国的热火。彼非如西乡隆盛,有推心置腹的至诚。至其经世之识量,亦未有能令我感服而不能已者。要而论之,彼非能为鼓吹他人,崇拜英雄心之偶像也。

虽然,彼之大横着,有使人惊叹者。彼支那人也,彼大支那人也。彼无论如何之事,不惊其魂,不恼其心。彼能忍人所不能忍,无论若何失望之事,视之如浮云过空。虽其内心,或不能无懊恼乎?无悔恨乎?然其痕迹,从何处求之见之?不观乎铁血宰相俾斯麦乎,一旦失意退隐,其胸中??恚之火,直喷出如焰,而李鸿章则于其身上之事,若曾无足以挂其虑者。然其容力之伟大,吾人所尊敬膜拜而不能措者也。

若使彼如诸葛孔明之为人,则决无可以久生于此世界之理,何也?彼一生之历史,实支那帝国衰亡史也,如剥笋皮,一日紧一日,与彼同时代之人物,凋落殆尽。彼之一生,以前光后暗而终焉,而彼之处此,曾不以扰动其心。或曰,彼殆无脑筋之人也。虽然,天下人能如彼之无脑筋者有几乎?无脑筋之绝技一至此,宁非可叹赏者耶?

陆奥宗光尝评彼曰 :“谓彼有豪胆、有逸才、有决断力,宁谓彼为伶俐有奇智,妙察事机之利害得失也 。”此言殆可谓铁案不称。虽然,彼从不畏避责任,是彼之不可及也。此其所以数十年为清廷最要之人,濒死而犹有绝大关系,负中外之望也。或曰,彼自视如无责任,故虽如何重大之责任,皆当之而不辞。然此之一事,则亦彼之所以为大也。

彼可谓支那人之代表人也。彼纯然如凉血类动物,支那人之性也。彼其事大主义,支那人之性也。其容忍力之强,支那人之性也。其硬脑硬面皮,支那人之性也。其词令巧妙,支那人之性也。其狡猾有城府,支那人之性也。其自信自大,支那人之性也。彼无管仲之经世的识量,彼无孔明之治国的诚实,虽然,彼非如王安石之学究。彼其以逸待劳,机智纵横,虚心平气,百般之艰危纠纷,能从容以排解之,支那近代人物,殆未见有其比也。

以上之论,确能摹写李鸿章人物之真相,而无所遗,褒之不过其当,贬之不溢其短,吾可无复赞一辞矣。至其以李鸿章为我国人物之代表,则吾国四万万人不可不深自反也。吾昔为《饮冰室自由书》,有《二十世之新鬼》一篇,今择其论李鸿章者,附录如下:

呜呼,若星氏格氏,可不谓旷世之豪杰也哉!此五人者,指域多利亚、星亨、格里士比、麦坚尼、李鸿章于其国皆有绝大之关系。除域多利亚为立宪政府国之君主,君主无责任,不必论断外,若格里士比,若麦坚尼,皆使其国一新焉。若星亨则欲新之,而未能竟其志者也。以此论之,则李鸿章之视彼三人有惭德矣。李鸿章每自解曰 :“吾被举国所掣肘,有志焉而未逮也 。”斯固然也,虽然,以视星亨、格里士比之冒万险、忍万辱、排万难,以卒达其目的者如何?夫真英雄,恒不假他之势力,而常能自造势力。彼星氏、格氏之势力,皆自造者也。若李鸿章则安富尊荣于一政府之下而已,苟其以强国利民为志也,岂有以四十年之勋臣耆宿,而不能结民望以战胜旧党者?惜哉、李鸿章之学识不能为星亨,其热诚不能为格里士比,所凭藉者十倍于彼等,而所成就乃远出彼等下也。质而言之,则李鸿章实一无学识、无热诚之人也。虽然,以中国之大,其人之有学识、有热诚能愈于李鸿章者几何?十九世纪,列国皆有英雄,而我国独无一英雄,则吾辈亦安得不指鹿为马,聊自解嘲,翘李鸿章以示于世界曰 :“此我国之英雄也 。”呜呼,亦适成为我国之英雄而已矣!亦适成为我国十九世纪以前之英雄而已矣!

要而论之,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,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。彼非无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之心,然彼弥缝偷安,以待死者也。彼于未死之前,当责任而不辞,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,以遗后人之志。谚所谓“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”,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,莫不皆然,而李亦其代表人也。虽然,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,五十岁以上之达官,无一人能及彼者,此则吾所敢断言也。嗟乎,李鸿章之败绩,既已屡见不一见矣,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,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,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,亦渺不可复睹焉。念中国之前途,不禁毛发栗起,而未知其所终极也。

九州生气恃风雷,万马齐喑究可哀。

我劝天公重抖擞,不拘一格降人才。